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悠悠岁月,欲说当年......(9) 唐老鸭  

2010-05-22 16:42:4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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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群快乐老东西悠悠岁月,欲说当年......(9) 唐老鸭

 

大队长

 我在宗岗呆了一段日子后,与大队、小队的干部们熟悉了。我发现有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——大队长朱泽雨。 朱大队长在宗岗大队的影响无处不在,而且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在他面前都是小心谨慎的样子,小队干部和社员们更是对他巴结、畏惧。此人身材魁梧高大,嗓门宏亮,走到哪儿都是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样子,说话办事很豪爽。他往哪儿一站,社员一个个顿时仿佛矮了半截,对他是又恨又怕。据说在当地,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。此人为何这么牛?原来朱大队长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父亲。

   朱泽雨的父亲是蚌埠飞机场的师政委(据说解放后,他是拿着枪,带着警卫员,并在县里干部陪同下,回到家乡,逼着结发之妻离婚的)。这个级别的大官,对于宗岗乃至公社、县里的各级领导,都要掂掂份量的。师政委每次回乡探亲,都是由县领导小车陪同来往,管镇派出所的所长都曾为其站岗放哨。到了收获的季节,大队每年都派人肩挑手提,送农产品至蚌埠,也期盼着能搞些拖拉机和化肥的计划指标回来。

   朱泽雨有这样的家庭背景,又有刚烈好强的个性,在当地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。朱家的生活与周围社员们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。他家是高墙青砖大院,上面来的干部、工作队、检查团,一般都在他家落脚开伙,炊烟袅袅不断。他的老婆负责在家烧饭、招待客人,一天农活也不用干,照样按整劳力计工分。

   宗岗的农民不比明陵,没有洪泽湖滩上的苇子作副业接济,生活来源就靠那贫瘠的岗地和自家喂猪、养鸡、自留地上种点菜,到春天揭不开锅的人家很普遍,就指望返销粮下来度过饥荒。我曾帮庄上一个妇女接生过一个孩子。她家里一贫如洗,孩子哇哇坠地时,脱下身上的破衣服把婴儿一裹就成了孩子的包被。这时,丈夫才从泥瓮中倒出一小袋山芋干,说上街换点米给媳妇熬粥吃。

   朱家的富裕与当地农民的贫困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很好奇,便特意到他家去看过:一大间里屋内,泥瓮一排排都装满粮食,甚至紫檀色大棺材里,装的也全是粮食,仿佛是一个大粮仓似的。终于有一次,我发现了其中的奥秘:河堤工程结束后,国家返回的“土方粮”,竟由一行数人直挑进朱家。全都是白花花的大米啊!明明是全大队河工的血汗所得,却流入了……,种种不正常的迹象和传言,激起我的义愤。我夜不能寐,先后写了两封揭发信,交给公社蒋书记。结果石沉大海。现在再回过头来想想,他这样的干部,有这样的家庭背景,在乡间如此强势称雄,也不是奇怪的事。不要说社员,就是汤明洋、蒋俊标,也要让他三分。而我们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血气方刚,还指望老蒋来“为民做主”。其实老蒋这个外来干部,也有他的难处啊。那时,我们在政治上太幼稚可笑了。这次,我们知青回管镇,蒋书记见到我,还说我“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”。我想,他大概回忆起我写揭发信的事了吧。不久,朱大队长似乎对我揭发他有所察觉。但是,他并没把我这个小知青放在眼里。有一次,他把带队上大河堤购买私人物品的发票,拿来我处报销。我对他说:“大队长,这不是公物,不能报销吧?”他气得脸色发青,当面把发票撕得粉碎,转身走人。打那以后,我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。我就住在他家所在的生产队,队里对我在生活上,明显刁难了,在工作上也有了冲突,而当时正是我入党的考查时期。我前面的路,显得扑朔迷离起来。

 

入党

1974年秋,我的入党问题到了填表、政审、支部通过阶段。 入党前,我还不知道我的祖辈是共产党的专政对象。在那个年代,我竟然能成为共产党中的一员,如果在其他地方,这是不可思议的。

那时,管镇公社党委大力培养、使用知青,各基层党支部都把发展新党员的重点放在知青这个群体上。依我当时在宗岗的个人表现,入党应该不成问题了。开始填表,这就涉及到我的家庭出身。我父亲得知我申请入党的事,特意从他下放的洪泽县赶到宗岗。他对我说:“我们家祖辈是大军阀、大官僚和国民党的高级军官,是共产党的专政对象,你怎么想起来入党呢?”看到他交给我的社会关系一览表,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,从头冷到脚。啊!我终于明白了,原来,我先前两次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学的机会,都莫明其妙地丧失了,原因就在这里!有一次,泗洪街墙上都公布了名单,上面有我,县里又来电话喊我去,说是社会关系太多,外调有困难,来不及了,需换人。哪里是外调来不及呢!我的社会关系随便拎一个出来,都能让我整歇。就在父女俩矛盾、痛苦之时,汤明洋书记来找我父亲谈话,告诉他,我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来发展入党的。汤明洋说:“出身不可以选择,道路是可以选择的”。父亲这才放心的走了。

 有了先前我写揭发信的事,汤明洋、郭秀两位书记预感到朱大队长(党支部委员),恐怕会成为我入党的阻力。他们觉得不能正面冲突,要设法消除阻力。在蒋俊标书记的主持下,党支部委员会开会决定让朱大队长当我入党的介绍人。入党介绍人即意味着他必须全力培养、考察、推荐入党对象,只能积极培养帮助,不能刁难。这样,朱既有面子,又缓和了矛盾,不露声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就这样,我顺利加入了党组织。

 入党后,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可以尽快回城,接下来两年召工我都没有走成。公社说你是党员,才入党应当好好表现,让别人先走吧。我觉得也有道理,就安心在宗岗工作。直到七七年,上面下发文件,有解决“双插”的政策,我才有招工机会上来。

 管镇公社像我这样情况入党的人,不在少数。客观地说,很多人返城后,党员这个身份对他们的前途、事业发展,是起了不小作用的。这些,应当归功于吴佩宪、蒋俊标这样明智的、有魄力的公社领导,和大量像汤明洋、郭秀那样的有正义感的基层大队干部。

我们这些在管镇入党的老知青,不仅感激他们,也很珍惜“共产党员”这个光荣称号,在返城后的几十年工作中,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,到哪里都以一种积极向上、永不满足的精神面貌,感染、带动着身边的人。这是我们自始至终遵守的做人原则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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