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悠悠岁月,欲说当年.....(8)   

2010-05-16 12:01:4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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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一群快乐老东西《悠悠岁月,欲说当年.....(8) 唐老鸭》

 

悠悠岁月,欲说当年.....(8) 唐老鸭

 

 

在宗岗的日子

 

宗岗大队地处管镇公社最西北,与同处葫芦套子里的鲍集公社接壤,不少岗地就在通向泗洪县的公路边,算是管镇的北大门。这里地形起伏大,土壤贫脊,水源严重缺乏,大多是砂土岗地,只能种植望天收的旱作物。这里生产落后、农民极度贫困,是管镇的落后地区,也是公社蒋书记蹲点的地方。

我是73年春到宗岗的。那时管镇公社大批使用知青已很普遍,从公社领导岗位到大队领导班子,再到生产队长、会计,还有管镇街上的各行各业,到处都有知青的身影。我去的宗岗,知青当队长、会计的很多,有的生产队,队长、会计、记工员三大员全是知青。我们明陵就先后调去四个知青,连宗岗大队的赤脚医生都是从我们明陵调去的。

公社书记蒋俊标,当时也就四十多岁,是个小学教员出身的干部,也是外来户,对知识分子有天生的好感。他初来乍到,要很快站稳脚跟、打开工作局面,起用知青是太聪明了。这么做,既符合国家政策,又可以稳住政权,知青们也干得劲头十足,背后都亲切地叫他老蒋。而老蒋的前任吴书记在使用知青上已开了一个好头,积极发挥知青的作用,这方面的工作在县里一直走在前列,并尝到了甜头。老蒋在任时,不但用老知青,也用那些随插的小知青,再加上下放干部,一时间,南京人在管镇街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。管镇公社作为“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的先进集体一下子就红到了省里,老蒋去出席省里的表彰大会,在会上发言,回来那个神气劲儿,就别提了!

我去宗岗大队并不是单枪匹马去上任的,而是大队领导班子要重组。大队新进了三个主要领导:书记是从管镇中学抽调来的教师汤明洋,副书记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本大队干部叫郭秀,是当时农村少见的一个儒雅正派的干部,我担任大队会计。那时大队没有什么资金,会计的日常工作也就是记记现金流水账,对生产队会计进行业务指导,搞好大队的统计报表。作为大队领导班子成员,我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是:夏、秋两季,核实各队产量、组织各生产队上交公粮、到春天青黄不接时,把国家的返销粮、救济款领回来进行再分配。

那时,大队领导班子成员,每人要下到一个生产队蹲点,帮助队里解决问题,搞好生产。因此,我的大量时间都是在蹲点队劳动和组织社员们学习。

我曾先后在两个生产队蹲点,前一个是宗岗小队,生产队长就是女知青方清(管镇街上誊印社老郭的小女儿,随家下放在宗岗,在管镇中学高中毕业后回队劳动)。方清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,特别能吃苦。我和方清一见如故,工作上相互配合。

按理说,我是大队会计,只要搞搞帐、开开会,发动发动群众即可,不需要亲自下地劳动。我现在也认识到,好的干部关键是如何组织安排生产,多想点子,把产量和群众生活搞上去,光知道和社员一样劳动又有什么用呢?但那时我却不懂这些,也可能缺乏工作经验和能力吧,傻冒似地天天和社员一起收粮、挑肥、插秧、薅草,赤着脚下田,认为这样做才是一个好干部。由于整天赤脚在村前一排排猪圈前的粪水污水中走来走去,脚丫子都烂了。我和社员上大河堤,抢着抬大筐。夏收季节挑担子,肩膀两边都挑出了血印子,长期挑担子,我颈脖后面压出一个大疙瘩,农民叫“担肩”,直至现在颈子后这一块“担肩”仍然清晰可见。我们到洪泽湖去捞水草沤肥,整个湖面全是男人,只有我和方清两个女子,野草藤拉得我们膀子上、腿肚子上一道道划痕,那些男子汉还嘻嘻哈哈地说:“不是你们俩个女伢子在这里,我们就可以光腚下水了,还省得拉破裤头子”。那时的我们,就是这么拼命干,认为这样才是革命青年,才是表现好,没辜负党组织的培养。

清晨,天上闪着星星,我和队长方清就挨家挨户喊人起来上工了,晚上顶着月光、冒着严寒到生产队组织学习,教他们唱歌,有时半夜我还被叫起来接生孩子……。也不知当年自己是怎么想的,也许是自己年轻,思想简单,政治热情高,也许是为了好好表现,向组织靠拢,好早点招工调上去。还有,我们都是建党对象,要努力工作,接受组织的考验。

回想在蹲点的过程中,有两件事始终让我难以忘却,至今心中仍隐隐作痛。

一件是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。为了响应公社号召,工作组和大队干部分头下去割资本主义尾巴,即铲除社员的一切副业。想当年农民可怜啦,不知从哪弄点苇子(宗岗大队不像明陵有芦苇滩)回来,都是在半夜起来,点了小煤油灯偷偷地编成席子或折子,好拿到街上卖了,换点活命钱回来。而我们竟挨家挨户搜查一通,搜出的席子、苇子,集中在麦场上,用刀剁剁或用火烧了。有的社员拐点豆腐去卖,也让我们没收了(收回大队部的豆腐竟让工作组的人吃了,这让我想起现在城管收缴的水果等物品是否也是这个结果)。这些往事像刀刻在我心上不能忘怀。我的插队生涯并非都是美好回忆,尽管这些事,责任不在我们身上,我们当时年轻幼稚,但我们参与了,事实上让原已贫困的农民雪上加霜。反思这些特殊年代的极左做法,在革命的名义下干的这些荒唐、可恶的事情,真是无地自容。对不起父老乡亲们啊!

还有一件事就是建大寨田。说来好笑,宗岗是个岗地,砂土居多,又缺水,花生、山芋耕出后一拎一抖就干净了,上面的泥都不用手剥,老蒋竟然想出来要在这种地上改种水稻。水稻田就选在靠近大路边,是通向县城的必经之路,为的是建好后便于人们来去参观、交流经验。

那时修建大寨田,天天是红旗招展,热火朝天的景象,参观的人一拨又一拨。社员们拉上绳,一横一竖,分成块块,挖上来的泥往沟边上一搭,就算田埂了,拍拍紧就指望它盛住水了。一场大雨一下,水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,根本不听你的,“大寨田”被冲的七零八落。领导说,不行!于是再重来。这样劳民伤财的事,当时全国普遍得很,也不是老蒋的独创,上面一级一级压下来的任务,再加上他是书呆子,搞农业他也不在行。但是我经历了这样的瞎折腾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再看到现在的形象工程,就会想到那时的学大寨运动。

那时为了喊社员上工,我和方清天不亮就起床了,村东头社员被喊起来,家里点上灯,当你喊到西头,回头再一看,村东头又漆黑一片,人们又躺下睡了。现在想想真有意思:那年头干活要喊、要骂,人是来了一大片,一大排,手撑锄头和锹,见干部不在,一瞅空,就吹大牛、侃大空,干死了地里就是不长庄稼;土地承包到户后,干部根本不用管,他们也不用起早摸黑,地里蹭蹭地长粮食。这都是大锅饭制度造成的恶果啊!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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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和郭方青

 

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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